如何正确评价历史人物

如何正确评价历史人物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又是作为一名从事历史研究的工作人员常常要面对的问题。在新的时期，用科学的思想理论去分析、研究和评判历史人物，体现与时俱进的时代风貌，也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过程。这里就结合自己对历史科学学习的一些体会，谈一下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中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

一 、评价历史人物必须首先明确我们评价历史人物的目的和意图，树立正确的指导思想。唐太宗的名言：“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便是强调了历史对现实的指导作用。我们评判一个历史人物，不能仅仅孤立的停留在叙述评价他一生的功过是非上，为评价而评价，而是要着重于发掘他或她的现实意义，对后世、对后人有哪些借鉴指导作用，从中可以吸取哪些优良的品质特征，剔除腐朽错误的思想流毒，是今人更好的看待我们的社会，看待他人与自己的关系，看待事业的成败得失，从而升华为一种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精神力量，如同一位历史工作者说的：“努力使读者通过了解一个人物，进而了解一个时代。”这才是我们开展对历史人物科学评价的初衷和出发点，也是我们的最终的落脚点。不难设想，如果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对后世的人们没有任何指导意义在其中，那么这种研究工作必然是徒然无力，或是收效甚微的。

在明确目的和意图的基础上，就要牢固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两大认识论的有力武器来进行研究和评判。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工作者，更应该自觉的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立场、方法去分析历史现象和历史问题，这样从中得出的结论才能说是正确和科学的，才能真正发挥它对现实的指导作用。否则，指导思想一旦发生错误，从而陷入各种形式的唯心主义的泥潭，不但不能客观公正的对历史人物进行评判，得出甚至是谬误的结论，进而还会对今天的工作造成损害。明确目的，端正思想永远是历史研究的前提和基础。

二 、评价历史人物必须建立在史实的基础上，决不能主观臆断，空穴来风。这需要一方面对历史事实进行负责任的考证和修订，只有事实首先正确，才可能使结论正确，否则，基本史实不明，张冠李戴甚至存在“莫须有”的史实，则从中得出的结论一定是错误的。我们所要评价的历史人物，一般都会有众多的历史事件贯穿其一生，所以必须首先广泛的了解、占有这些基本的事实材料。毛泽东同志说：“详细的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于实际（不是错觉），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和理论来。”通过占有丰富的材料，对不同的材料进行分析比较，才能“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对正确的史实进行研究，才是有意义的。譬如当年国民党反动派造谣污蔑周恩来同志的所谓“伍豪启示”，如果不对此材料进行分析鉴别，轻易相信，则必然会落入敌人的圈套，就此而展开的对周恩来同志的评价，怎能说是客观公正呢？又如当前中央电视台正在热播的清政府派遣幼童留学美国的5集电视记录片，之所以受到广大观众的广泛关注和喜爱，恐怕与这部电视片详尽的占有和搜集文献资料，密切的深入研究调查分不开的。再联想到最近几年风靡一时的历史电视剧，其中史实不清，漏洞百出，以及胡乱用典的事例，经常可以遇到，贻笑大方却又层出不穷，也是由于基本的事实不过关。

另一方面，我们在对史实的选择上，要少口述，多笔录。口述的史实大多由于叙述者的阶级特性、立场、观点、文化水平等的差异，也会与真正事实有所出入。不同的人对同一事件的回忆，也会不尽相同，而且，因为大都是回忆过去的事件，回忆者因年代久远或者记忆不清，或者添枝加叶，难免出现偏差，相对而言，文献等笔录文字材料更令人信服。但这并不等于说，口述的材料无用。口述的材料也很珍贵，但应以文献为主，口述为辅，若使用口述材料，最好也要有文字材料相印证。

总之，审慎而又广泛的占有史实材料，是进行人物评价的首要一环。

三 、评价历史人物必须始终坚持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这同时也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历史的最起码要求。处在阶级社会中的人们，他们所从事的一切活动，他们所持有的立场、观点都必然代表着一定阶级的利益。马克思说：“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从这个角度而言，没有阶级属性的人是不存在的。阶级分析是对各个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的历史作用做出恰如其分的分析。比如对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的分析和评价，就应该牢牢把握住其出身农民阶级的阶级属性，正式因为小生产者固有的局限性，才为他日后革命的失败埋下了隐患。将历史人物还原于他所代表的整个阶级之中，则他的一言一行，所作所为不再是孤立的，而是彼此相联系的，由此而得出的结论，也必然是全面而有说服力的。阶级分析的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把利器，是马克思主义者所必须掌握好的一把工具。

但我们也要努力防止运用阶级分析方法不当的情况。这通常有两种表现：

1．简单的否定历史上的非劳动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给不同的阶级贴上标签，以此来代替阶级分析。这种简单、绝对的方法无助于我们对历史人物的认识，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优秀的人物相当一部分是出身于封建地主阶级或是其他非劳动阶级，他们对于中华文明的发展，对于国家统一、民族富强都起过积极的作用，如果一概以非劳动阶级的标签贴上并打倒，是极不客观，有失公正的。

2． 将阶级分析的方法不加分析的到处使用，使之成为评价历史人物局限性的保护伞。诚然，每个人都不是十全十美的，对于历史人物来说，存在这样那样的局限性是在所难免的，应该客观、实事求是的进行表述，不能讳莫如深，统统以“阶级局限性”一代而过，或者干脆抛开阶级分析的倾向，对已有定论或社会民众普遍认同的历史人物的结论一概翻案。如近年来一些影视作品、文学作品中对近代史上的人物慈禧、李鸿章的评价，大有为之鸣冤叫屈的意味，将人们所公认的结论加以推翻或动摇，卖国说成爱国，误国说成救国，这种做法是非常有害的，除了会搞乱人们的思想，使人们无所适从之外，并不能体现出这些人所想当然的全面、客观的观点。

有些人会认为阶级分析的观点已经成为历史研究中的“框框”，认为会阻碍历史人物研究中的创新，我们当然是要反对一切研究中人为设置的框框存在，提倡并鼓励创新，但是创新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基础上，而不是随心所欲，异想天开。对于历史人物中于自己有用之处，大加吹捧，而其身上于己不利或无用之处，则一概斥之，或丢弃不管，或胡乱篡改，这些都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具备的品格。

现在社会上流行阶层的提法，一些人绝口不谈阶级分析，甚至对“阶级”二字避之惟恐不及，还试图以阶层来取代阶级，对此，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即看到：阶层也无非是从阶级中衍生、分化出来的，是对阶级分析的具体化、形象化表述，不同的社会阶层，说到底仍然会隶属于不同的阶级，受自己所属的阶级的制约和控制，不能用社会阶层的观点去取代阶级分析。当然，我们要灵活的来看待阶级分析的观点，学会变通的来看问题。列宁说：“阶级是各不相同的，”但“个别人可以从一个阶级自由地转到另一个阶级”，但不管他社会角色如何变化，肯定还会隶属于一定的阶级的，比如对近代史上争议颇多的杨度的评价，他的一生可谓丰富离奇，他先是追随康梁的保皇派，而后又为袁世凯复辟帝制摇旗呐喊，信仰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在晚年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曾经参与救助李大钊的行动，要评价这样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社会角色不断变化的人物是比较困难的，但只要去分析他的阶级出身和所持有的阶级立场，对他的理解就会变得清晰许多。对阶层的提法应该慎重，在作者看来，阶层是对阶级的一种弱化的表述，如果过分渲染阶层的概念，将会不利于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观点，从而影响到我们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

四、评价历史人物必须将人物本身置于其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不脱离当时的社会现实。列宁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毛泽东同志在《纪念孙中山》一文中讲到：“像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大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孙先生也有他的缺点方面。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这虽然是对孙中山个人做出的评价，但实际上，不苛求古人是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评价历史人物的一条重要原则，也是从历史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评价历史人物的科学方法。我们不能拿今天的标准去评判当时的古人，不能从今人的喜恶出发，去不负责任的指责古人的缺失和错误，甚至拿今人和古人做牵强附会的类比，这些都是不恰当的做法。比如对林则徐的评价，林则徐是封建地主阶级代表人物，他虎门销烟的壮举，向世人展示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的决心，他对外国侵略者不妥协的抵抗精神，是他成为彪炳史册的民族英雄。但是他也曾派兵镇压过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如果按今天的标准仅仅对此评价，他又成了十恶不赦的大坏蛋了，但若从他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和他本身的阶级立场来看，他这些做法也就可以得到解释了。

除了不苛求于古人之外，也应该努力避免溢美之词。无论是苛求也好，抑或是溢美也罢，都是不真实的，都不能还所要评价的历史人物以本来的面目。评价人物和历史，都要提倡全面的科学的观点，防止片面性和感情用事，这才符合马克思主义。针对历史人物的一生活动的主要不同阶段，分别作出评价，不啻为化整为零的评价好办法，也相对易于操作和掌握。

五 、评价历史人物必须根据他们在历史进程中的功过是非给出结论性的评价。应当根据历史人物对历史的发展、社会进步在客观上所起到的推动或阻碍作用，对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有利还是有害，给予肯定或否定的总体评价。有学者指出：“我们在评价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时，必须抓住主要之点，从而做出功大于过或过大于功的正确评价。”在评价历史人物过程中所做的一切努力和准备，都是为了得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也只有有了一个明确的结论，才能对今人今世起指导作用。除此之外，再无其他。现在有一种倾向，即是给出人物的大量事例和言论，给出各种已有的对这个人物的文字的、口头的评论意见，作者就再也不往下走了。不知是懒于做结还是畏于做结，还美其名曰：“留给读者自己评判。”实际上，这种做法是没有完全尽到一个历史工作者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尽管我们承认历史不断发展，可能做出的结论在若干年后被证明是不正确、不科学的，尽管我们相信广大读者也可以根据这些材料进行思考归纳，形成自己的印象，但这终归需要一个结论性的评判来在此时此处发挥作用，否则难免给人形成人物评价不完整的感觉。如我们对林彪的评价，林彪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建立了巨大的功绩，也体现了优秀的军事指挥才能，但在建国后，却日益成为一个野心家、阴谋家，他排除异己，培植爪牙，乃至最后篡党夺权，事败叛逃出国。其虽有功，但功不抵过，在历史进程中起了阻碍和破坏的作用，所以总体上应予否定。又如前面提到的李鸿章、慈禧，不论其主观动机如何，但其作为确实给中华民族造成了巨大的灾难，是应该被历史鞭挞而决不能就其某时一言一行就为其翻案扶正的。

必须防止人物评价中的折中论，好有三点，坏有三条，对半开，而无任何结论性的评价，这应成为历史工作的大忌。

六 、评价历史人物还应注意结合其他评价标准，力求全面、客观、准确又不乏生动。每个人都是复杂的，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当然也不能套用一把尺子、一个标准。比如历史人物的气节方面，也应该作为人物评价的标准之一。孟子讲“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气节观，已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优良民族传统之中，气节往往与正义事业结合起来。自古以来，人们无不颂扬为民族、国家正义事业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优秀人物，贬斥那些为一己之私，不惜出卖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毫无气节之流。岳飞与秦桧，史可法与洪承畴……好像一对对反义词，已深深烙印在人民心中。又如历史人物的一些个性特点，如品质、气节、修养、性格等，也可作为评价的一个标准。为什么在相近历史条件下，地位身份相似的历史人物，其表现、作用不尽相同呢？比如隋炀帝与唐太宗对于纳谏的态度，比如左宗棠与李鸿章对于收复新疆的态度，则有着鲜明的反差。这些更人性化的评价标准，使人们看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的全貌，看到了任务自身发展的轨迹与历程，看到了思想演进的不同阶段，拉近了历史与现实的距离。

“青史凭谁定是非？”历史工作者肩负着崇高的社会责任，肩负着上承祖先前人，下接子孙万代的文化薪火相递的人物，必须以崇高的使命感和科学的态度做好历史人物评价这一重要工作，才能无愧我们的历史，才能无愧我们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