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时期中国近代工业的地理特征
工业的地理分布是社会经济现象，它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受各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下形成的。为了更好地研究和正确地理解与估价新中国建国卅年来工业布局的巨大成就，必须对旧中国工业分布作一定的考察，进一步阐明其形成因素与发展规律。
我国近代工业发展的历史较短。到1949年前的一百多年时间里，由于受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内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影响，而决定了旧中国工业发展的历史阶段及其分布的特点。根据中国近代工业历史资料，从工业发展与地理分布突出变化的角度分析，旧中国工业分布可划分为如下五个历史时期：即旧中国近代工业萌芽时期、初步发展时期、大发展时期、缓慢发展时期以及衰败破坏时期。
第一节 旧中国近代工业萌芽时期的工业地理分布
（1840—1894）
远在1840年以前，清代手工业生产已有较高的发展。当时不仅拥有许多专业性手工业部门，而且随着手工业大作坊和手工工场的集中，在中国出现了以手工业生产为中心的专业性城镇。这些孕育着资本主义生产萌芽的手工业生产，在地理分布上，大部与发达的农业区域和大行政中心相结合，并表现为分散性与地方性的特点。
19世纪中叶，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列强，利用掠夺性贸易和公开的武装侵略，打开了中国的封建大门，并迫签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此把缓慢发展着的中国社会经济，逐渐推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发展道路。
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各国侵入中国的第一个时期，虽然以商品输出为主要形态，但是一些适应于它们经济侵略活动的各种工业，在中国少数地区也得到了初步发展：首先在1845年于广州黄埔出现了新式船厂，继而在上海等地也有了较大的造船公司。与此同时，外国资本也经营了一些直接为出口服务的机械缫丝、制茶，以及为生活服务的水电等工业（后来这些公用事业的投资成为控制民族资本的一个手段）。
由于资本主义商品的大量输入和新式工业的建立，一方面瓦解了封建社会经济，使农民、手工业者遭到新的盘剥以至破产，成为中国的第一批无产者——工人阶级；另一方面，当时的封建官僚为了巩固其统治，效法资本主义，提倡洋务运动。于是在1862年出现了中国人经营的近代工业。最初多投资于军事工业。
如上海江南造船厂（1862），厦门造船厂（1866）、天津、成都的机器局以及开平煤矿、汉阳铁厂等。至80年代，官僚资本又扩充到有利可图的轻工业范围。如上海织布局（1893）、湖北纺纱织布官局（1893）、甘肃织呢总局（1878）以及其他造纸等部门。这些官办企业规模大，工人多，在经营上曾企图凭藉封建势力限制外国资本在华经营棉纺等工业部门，以实现其生产上的独占，而实际上却屈从于外国资本。
在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中国早期的民族资本。大多为集股投资举办的为出口服务的缫丝和食品、面粉、火柴以及小型采煤工业。民族资本的特点是规模小、户数多、经营分散、在整个近代工业中居于从属地位。
总的看来，萌芽时期近代工业发展微弱，部门结构简单。许多大型工业具有封建军事色彩，但就整个工业性质来说，已表现出明显的资本主义特征。
从1840到1894年50余年中，新建170余个工矿企业，拥有十多万职工。其中除军事工业与采矿工业共占1/2外，其余大部职工从事轻工业生产，纺织、食品工业比重最大，它们绝大部份集聚在上海、武汉、广州三大城市。而从整个工业地理分布来看，上海至广州的东南沿海一线集中70％左右的工业企业。相反长江以北地区，仅天津一地设有军械、食品等工业，其他地区基本上没有近代加工工业。萌芽时期另外一个工业基点，是历史上著名的上控巴蜀、下接江湖的武汉地区，拥有中国第一所近代钢铁工厂，同时纺织、食品等工业也得到了发展。
旧中国近代工业的萌芽时期地理分布现象是简单的，但其形成原因却是多方面的、复杂的。首先，历史地理因素起了较大作用，中国社会经济自两宋以来，南方农业兴起，手工业发达，产品交换活跃。因此拥有原料、市场与劳动力基础，对近代工业有着较大的吸引力；其次，资本主义列强利用上海等东南沿海五口通商的有利位置，建立租界，经营工商贸易，形成国内外市场，并促进了工业分布的集中；第三，某些封建性的因素在这一时期也对工业地理分布起着影响作用，如张之洞在武汉建立的钢铁工业就是典型的例子；第四，区城地理因素，尤如上海附近之蚕丝、棉花原料条件，珠江三角洲有终年育桑养蚕，有随时购茧缫丝之便，颇利于以少量资金做经常之周转。民族资本多利用这些优越的自然经济条件开办工业，进行原始资本积累。从而形成了工业基点。
总之，萌芽时期工业地理分布现象表现了当时的社会经济与地理条件的结合，反映了刚刚兴起的近代工业生产力的基本性质。而这种性质一直到1949年才有了新的变化。
第二节 旧中国近代工业初步发展时期的
工业地理分布（1895—1913）
十九世纪末叶，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加剧了对落后国家地区的瓜分和掠夺。在亚洲，新兴的日本帝国主义在1895年中日甲午战后强迫清廷签订马关条约，割地、赔款、续开商埠和允许日本臣民有在中国公开承办工商企业等特权。接着腐败的清政府又在中德胶济租界条约上承认德人在山东享有筑路开矿之权，至1900年八国联军又侵入北京，趁机划分了势力范围，瓜分了中国领土：帝俄占东北北部、蒙古、新疆；日本占东北南部与福建；德国据山东；英国在河北、河南与长江流域并与法国共占两广云南等地。从此，帝国主义者一方面继续大量输入商品；另方面依条约公开进行资本输出（这一时期外国在华投资超萌芽时期13倍）。它们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有些是彼此渗入）经营许多直接掠夺资源的工矿企业和为掠夺服务的动力、交通以及轻工业。如英国强占了开平与焦作煤矿，德占井陉煤矿，日本开发了抚顺和本溪煤矿，帝俄在哈尔滨经营食品工业，英国则于上海建立纱厂和卷烟厂。
在国内，还在辛亥革命之前，清廷鉴于外敌当前，洋务失利，以及财政困难，故有奏请“实业偿爵草案”和免除过多税厘激发工业之议，并将许多官办工业（包括军事工业）改为官督商办，从事民用生产，或直接招商承办以发展工业。与此同时，各地方政府也因财政支绌，纷纷经营各种有利可图的工矿业，如湖南水口山之铅锌矿、云南东川铜矿、广西贺县锡矿皆用机械或半机械化开采。此外，在各大省会所在地也发展了供照明用的电力工业。
同一时期，民族资本在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运动中比前一时期有了发展。其中除少数资本经营滦州煤矿、阳泉煤矿以及唐山、大冶等水泥工业外，大部分资金投放在轻工业，特别是纺织、面粉等工业部门。
就近代工业初步发展时期工业部门结构来看，全部职工约有50—60万人。军事工业大大缩减，在整个工业中纺织工业占居首位。这一时期棉纺织业不论在资金或职工人数上，已远远超出了旧有的丝纺织和在北京、上海、汉口等地新建的毛纺织厂的总和，拥有83万锭、4000余台布机。在地区分布上一方面继续在上海集聚，同时第一次向外分散到无锡、南通、崇明、常熟、江阴等上海外围县镇与杭州、肖山、宁波等地。在北方，出现了唯一的河南安阳棉纺厂。
面粉工业在此时期很快形成了上海与哈尔滨两个大生产中心，其特点是工厂数目多，民族资本比重大。
在重工业方面，除新建了唐山水泥厂和南方各省的有色金属开采外，煤炭、电力工业适应生产需要在北方铁路沿线或工商业较发达的政治、经济中心得到了发展。到1913年煤炭产量达1400万吨。但有93％为帝国主义所控制。在机械工业中开始有了机车车辆修理厂和五金机械修造厂，分散于大城市、矿山或铁路沿线。
与萌芽时期相较，近代工业除继续向上海、汉口、广州三大城市集中外，又有分散现象，主要在河北和东北有了新的采矿与加工工业，并出现了哈尔滨、大连、唐山等新城镇。（见图7-2-1）
分析这种分散的基本原因，一方面与外资利用铁路交通条件开始大量掠夺各地矿山资源以及地方政府兴办自己工业有关，另方面，也由于当时上海等地轻工业原料（棉花、小麦等）来源困难。而外地厘税较轻，产品销售方便，许多民族资本与退职官僚，多在有影响的原籍兴办工矿业，谋取利润。但是工业分布偏集于南方、沿海的总形势未变。
第三节 旧中国近代工业大发展时期的
工业地理分布（1914—1922）
中国近代工业发展比较迅速的时期，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中开始的。当时的情况是：中国近代工业已有一定程度的发展；新建的铁路运输开始便利于生产和消费等方面的联系；在农业中作为工业原料作物的种植面积逐渐扩大；以及中国旧式钱庄、票号初步转为银行资本，这些因素对近代工业的大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另方面，一向控制中国市场的欧货来源在一次大战期中隔绝，人口顿减，不仅当时国内市场需要工业品补充，而且对外贸易市场也大有发展余地，因而中国民族资本乘机举办了一大批近代工业。
这一时期近代工业发展的规模、速度是相当可观的。首先表现在进口的各种机器设备有了急剧的增长，（如1913年进口机器总值为8000千两，到1921年，增加到57000千两，为战前六倍多）；其次从具体工业部门看，主要是纺织和面粉工业又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纱锭设备由1913年32家83万锭，增至1923年100家325万锭，其中仅1918—1922三年间华商共增纱锭86万枚，超过1913年总和。欧战前，中国新式面粉业共四十余家，而在1917—1922年间新建77家，使中国一向由面粉入超变为出超国家；再次，为了适应生产发展需要，中国民族资本也在煤炭、水泥、化学、钢铁、机械。电力等工业方面作了投资，加速了基本建设，从而代替了许多进口物资。
但是大发展时期，民族资本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远东的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除享有1895中日马关条约的一切特权外，在1914年日本借口对德宜战侵略了我国山东，又乘1917年苏联十月革命成功，放弃帝俄在国外势力机会，掌握了东北资源。在此期间，中国人民虽然一再进行反日运动，但并未从根本上清除其侵略势力。因而在大发展时期，日本工业资本趁机增加投资，除在纺织、食品工业方面与民族工业展开了竞争之外，还几乎垄断了全部钢铁工业与1/5的煤炭生产，并把资本广泛的分布在化学、木材、电力、建筑材料等工业部门。
就工业大发展时期工业地理分布来看，随工矿企业增加，在地区分布上有所扩展。如以棉纺织工业为例，1913年几乎有99％的企业都集中在上海、武汉、浙江，现今则在芜湖、长沙与华北的天津、青岛、济南、石家庄、唐山、郑州、宝坻等七个城镇都有了棉纺业。这时期面粉业在东北东清路（满洲里到绥芬河）沿线又有了发展，而上海、无锡、天津、济南也形成为加工中心。（见图7-3-1）
从全国工业地区分布来看，除上海、武汉、广州三地仍有发展之外，在长江三角洲上又出现了较大的工业城市—无锡，特别是在北方沿海地区形成了天津、青岛两大工业中心。大连、沈阳、济南的工业也都有所扩展，基本上确定了抗战前旧中国工业地理分布格局。
分析这一时期工业向北部发展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欧战时期，中国北方诸省工业品市场特别空虚，为适应需求，资本家在这里选择内外交通方便的地区举办工业获利；其次也由于这里资源丰富，可在冀鲁豫地区取得煤炭、各种矿产资源以及棉花、小麦等，就地开采、加工、销售。因而民族资本与日本资本利用上述有利条件，各自形成了天津（主要是民族工业）与青岛（主要是日资）两大工业中心与其他工矿业生产基点；第三，在东北，日本帝国主义为掠夺我国资源，在其势力范围内，在东北南部建立了鞍山、本溪钢铁工业与抚顺煤炭工业以及大连与沈阳的加工工业。因此就实际来说，东北南部的经济联系不在国内，而是一个日本的附属原料地与日本轻工业市场。
第四节 旧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缓慢时期的
工业地理分布（1923—1936）
正当中国工业迅速发展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接近结束，资本主义各国又卷上重来，掠夺中国资源，控制市场，打击民族工业，工业生产发展趋向缓慢。
1923年后，首先面粉和缫丝工业生产下降，纺织工业出现了慢性萧条。其中一些贷款办厂和一般中小型工业都纷纷亏累倒闭。但这正是帝国主义垄断资本和中国少数大民族资产阶级趁机从事兼并的好机会。因而在这一时期中出现了资本集中的现象。以棉纺织工业来说，从1917到1931年的十五年中为外资蚕食的纱锭总数竟达75.7万枚，相当于民族工业总锭数的35—40％。从整个工业生）”’来看，1935年外闻祆本控制中国棉纱产量的29％，棉布65％，卷烟54％，电力58％，煤炭56％，钢铁99.4％。这时期，日本资本在全部外资中占44.5％，居第一位，英国28.4％，
美国7.6％，可谓日本资本进一步阻碍中国工业发展时期。在工业发展缓慢时期中，民族工业出现了较大规模的资本集中。诸如三新系（茂新、福新、申新）三大公司，在1916年仅有1.2万纱锭，至1922年增为11.7万锭，经过兼并，到1936年达56.7万锭，占华商生产能力的1/5，全国1/l0，另外还拥有十大面粉厂，生产能力亦占全国1/5，主要工厂都设置在上海、无锡，是民族资本中最大的一个财团；刘鸿记系以大中华火柴公司为主，拥有全国火柴工业资本29％，产量30％，企业主要集中在以上海为主的长江两岸；大生系在南通等地大规模地经营纺织、面粉、榨油、机器等工业；启新华新系囊括华北许多大企业，控制全国水泥（唐山、南京、大冶），玻璃（耀华）生产，以及天津、青岛、唐山的某些纱厂；水利久大系为全国最大的化学工业财团，控制永利有关各厂。此外有天厨系垄断味精，通孚系经营面粉……。这些代表民族资本上层的经济组织多在轻工业范围，初步具有垄断倾向，但是他们仍受外国资本控制，为分得剩余利润，对工厂工人剥削更重。
与工业资本集中的同时，国民党政府利用政治与军事力量和当时江浙买办势力融合成长，形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资本主义。1930年前利用四大银行渗入各工业企业。1935年以后通过“资源委员会”名义开始垄断全国重工业。至1936年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已占全国工业资本的20％左右。而割据各地的军阀，如阎锡山在山西，陈济棠在广东也都兴办与巩固共军事统治有关的工业企业。
总之，在近代工业发展过程中，由于外资兼并，官僚资本开始垄断，民族资本的集中，而形成三种经济势力。特别是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在重要部门占有特殊地位。阻碍了中国工业正常发展，并使工业地理分布有了若干消长变化，例如东北北部的面粉业，东南沿海的制糖、缫丝业都有较大的缩减，在世界经济危机余波下，分布北方的中小棉纺厂亏累倒闭，生产仅集中于少数大城市。但在1932年后新建的棉纺厂又重新趋向于过去少有或没有棉纺业的原料地（如昆明、沙市、西安、新绛、太原、沈阳等），企图就原料地加工、销售，以逃避国内外大资本的控制或兼并。但是趋向于消费中心而新建的永利宁厂，虽选厂的位置、交通、原料皆较有利，仍得不到发展。在交通中心并靠近铁矿的汉阳钢铁厂，生产同样一再失败。而直接由日本经营的东北南部钢铁工业却不断地发展。所有这些事实证明，在当时的社会制度下，由于外国资本与具有垄断性的买办资本（包括民族资本财团在内）限制了近代工业发展及其地区间的合理分布。（见图7-4-1）
就当时近代工业发展总的情况分析，表现为两个基本倾向：即从整个工业部门看，工业生产在缓慢增长（如棉纺锭由1922年238万枚，至1936年达到510万枚，煤炭产量也由2400万吨提高到3900万吨），工业部门结构有了变化或加强，但另一个倾向是全国工业仍保存其旧有的特征，这就是消费资料生产仍占有突出地位。
到1936年抗日战争前夕，中国近代工业的地理分布有如下特点：首先，从地区上看，长江以北地区（主要是河北与东北南部）工业有继续增长的趋势，而原来比较发达的武汉地区工业，由于国民党政府进行反人民内战，自然灾害频袭，生产相对停滞。东南沿海的闽粤地区受香港经济的影响，工业生产也渐趋不利。其次，全国工业仍集中于沿海，并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轻工业区。在东北，日寇为加速经济掠夺，建设了鞍山、本溪钢铁工业、抚顺采煤动力工业、沈阳的加工工业、大连的机械与化学工业、以及辽阳、金州、安东的纺织等工业部门，初步形成了集中工业地区的雏形。此外，山西太原的近代工业建设比较迅速，山东青岛也发展为新的工业城市。
第三，旧中国工业地理经过90余年的发展变化过程，至1936年基本上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工业地理面貌特征，以及由此产生的工业地理问题，即集中沿海地区的工业生产脱离原料地、消费区。许多轻工业生产要依附于帝国主义国际市场，还由于全国轻重工业原料资源地理分布的明显差别，造成了具有典型性的北煤南运、南粉北运的劳动地理分工现象。
第五节 旧中国近代工业衰败与破坏时期的
工业地理分布（1937—1949）
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北之后，于1937年又对中国进行全面侵略。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决地进行抗日战争。从而出现了八年抗日战争时期。在此期中全国形成了几个不同区域，表现在工业生产及其地理分布上也有不同的变化。
战争初期，在国民党不抵抗政策指导下，沿海地区沦陷，工厂破坏。一向依赖于外货的内地，工业品极其缺乏。在这种条件国民党统治的西南、西北地区出现了一批近代工业。最初多数内迁的民族工业拼凑起的中小型企业，继而代表国民党四大家族利益的资源委员会及其他机构，一面建设军事工业，一面兼并民族资本，由此组成了抗战时期的买办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内地工业多与军工有关，如冶炼、煤炭、石油、酒精等重工业原料部门，轻工业居于次要地位，其他机械工业也应内地新建企业的需要，而有稍许发展。至西南滇缅公路通车，国外工业品又行流入内地，轻工业生产马上萎缩，机械工业也随着萧条下去，以至年产几万吨的生铁也供过于求了。
战时内地工业分布也呈现着过度集中现象。绝大部分工厂工场都分布在四川，仅重庆一地就集聚了西南区工业的半数。但就生产内容剖视，由于分布的不合理，使各工业部门都存在着原料、物力不足问题，尤以棉纺织业最为突出。其他除西安、云南少数城市设有工业之外，广大地区仍缺少工业，甚至完全是空白。当抗战胜利，国民党出川劫收，内地工业失去市场，顿遭恶运。据统计不到一年的时间，重庆就有95％的工业停产、倒闭，其他地区也约有80％左右的工业遭到同样命运，反映战时虚假繁荣的工业地理面貌几乎完全改变了，代之而起的是战后沿海地区新的集中。
在日寇侵占下的沦陷区，由于日本经营目的不同，资源与地理位置的差异以及时间前后的变化，都影响着沦陷区的工业生产及其分布。
首先，日本军阀政府为了在军事上扩展侵略势力，一方面集中掠夺中国重工业原料以补其国防资源，另方面利用各财阀在华原有之工业基础，进一步垄断轻工业生产。因此，抗战时期的沦陷区，既出现了某些重工业建设，也出现了轻工业方面的统制经营。其次表现在地区上，日寇以东北统治巩固可靠，比较大规模地建设了一批开采和加工原料为主的重工业，并把东北形成为日本的轻工业市场。日寇着到华北资源丰富，海陆交通方便，并可久占，除在山西拆走若干机器设备之外，利用“华北开发公司”名义在河北、山东建立了“以战养战”的重工业。而在华中与华南地区、日寇则采取拆迁、破坏等手段直接摧毁工业生产力，减少竞争对象。另方面也用“华中振兴公司”名义控制整个南方工业部门以达掠夺目的。
在坚持抗战的解放区，在抗日解放战争时期，尽管战争颇繁，敌人封锁，缺乏资金，毫无外援，不具备建立大型近代工业的条件，但是在党的领导下，按照“集中领导，分散经营”的原则进行了经济建设，最初工业生产以小型为主，大量地经营了纺织、造纸、印刷、医药、机械等部门。在抗战后期，几个主要的解放区建立了炼铁、制造三酸、石油开采冶炼，采煤等重工业部门，对抗日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为当时经济落后的广大内地播下了工业生产种子。
总起来看，抗日战争时期工业地理分布有了局部的变化，在工业部门中，战争初期遭到破坏的棉纺织业虽已恢复到战前水平，但在地理分布上却向两个缺棉的上海、重庆地区集中；重工业中的煤炭、电力、石油等燃料动力工业部门在东北、华北、西北、台湾都有发展。在北京、天津、唐山以及太原等地建立了钢铁工业，并于1943年前后创造了重工业生产历史最高水平，从而形成了旧中国重工业地理面貌（见图7-5-1）
从全国各地区来看，除上海长江三角洲工业区继续有所发展外，东北南部在日寇经营下已集中了相当程度的工业企业，出现了新的工业性城镇——沈阳、鞍山、锦州……。这时在华北也形成了京津唐工业地区的雏型。在原来没有近代工业的内地，也有了重庆、昆明、贵阳以及关中等地次要的工业基点。这时台湾已有较发达的近代工业，与此相反，在华中与华南地区工业表现为停滞、衰落，工业地理面貌与前无大改变。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国民党官僚资本劫收并垄断中国工业命脉，加上美货倾销以及在发动反人民的内战中，使中国近代工业遭到最严重的破坏，甚至某些部门或某些地区的工业生产设备全部消失，工业生产一落千丈（1949年工业总产值仅及1936年1/2左右）。全国工业地理面貌更显疮痍不全了。
第六节 旧中国近代工业的地理特征
旧中国近代工业从产生到衰落破坏，一共经历了一百多年。由于帝国主义的控制，影响到统治集团的不统一，造成了政治经济上发展不平衡，工业地理分布呈现出明显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特点，这一切又加深了国民经济发展的落后性。
1.旧中国工业生产水平低下，基础薄弱
1949年中国现代工业总产值仅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7％。就世界范围来说，当时工业产值不足同期世界工业总产值的1％，而中国人口却占世界的25％。就主要工业部门如钢铁、煤炭、原油、电力和棉纺织的产品产量来看，都低于英国殖民地印度，更远远落后于欧美日资本主义国家。如以旧中国工业生产水平最高的年份1936年与世界主要国家的主要产品产量比较，生铁只占世界第12位，钢占16位，煤占第7位，棉布占第4位。
如按人口计算，则我国每人平均分得产量的贫乏现象更为显著。
注：上面二表中，我国的生铁及棉布产量包括个体手工业产量
旧中国工业基础非常薄弱。工业部门结构既无体系、又不完整。（见表7-6-3）重工业仅占全部工业产值的30％，其中采掘工业又占主要地位，缺乏必要的机械制造工业。工业设计能力弱，技术水平低，产品质量差。80％以上的机器设备依赖进口，没有独立发展工业的物质基础。相反，纺织工业与食品工业却成为现代工业中产值较大、职工人数较多、相对发达的工业部门，但其内部结构也极不完整。就纺织工业而言，纺纱、织布、印染的生产能力不平衡，不仅设备和原棉要进口，年产棉布亦不能满足国家需要，不得不从国外输入棉布。另方面，农村手工业纺织，土布生产仍大量存在。这些事实充分说明旧中国整个现代工业生产的落后性。
2.帝国主义官僚资本垄断了中国命脉，工业发展速度缓慢曲折
旧中国近代工业一开始就为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所掌握，虽然在大发展时期民族资本有所发展，但始终不能摆脱控制，到全国解放前夕情况更加恶化。
事实证明，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建设工业的目的，就是为了掠夺资源，剥削廉价的劳动力，并对全国人民进行直接的经济压迫。因而阻碍了我国工业的正常发展。加以中国封建势力，国民党官僚资本的反动统治，造成了百余年来我国工业一直是沿着曲折的道路，以极缓慢的速度发展着。及至解放战争时期，我国工业又遭到严重的破坏。几乎全部工业产品产量均低于1936年水平。
到1949年解放时，留给新中国的是一个经受多年战争创伤，并且技术非常落后的破烂工业，而这就是我国人民着手恢复和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经济基础。
3.旧中国工业分布极端不平衡不合理
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工业，既然在经济上为帝国主义所控制，那么在地理分布上也必定选择保证资产阶级最大利
润的地方。从而造成了大部分工业偏居东部沿海的局面。而广大内地，尤其是西南、西北等地，除少数采矿业之外，几乎没有象样的现代化的工业，长期处于与工业相脱离的落后状态。
从当时占主要地位的棉纺织工业部门来看，其生产设备在沿海和内地分布比例的不平衡现象更为严重。（见表7-6-7）其中仅上海市就占全国纱锭47％，织机42％。
而做为现代工业动力的电力工业的地理分布状况，更能说明内地工业的落后性。内地仅有的电力工业企业，设备容量除重庆之外，均在1万千瓦以下。几乎不能为工业提供动力。
工业分布的不合理现象，即使在沿海地区也是同样存在的。这主要表现在现代化工业大部分都集中在几个交通比较方便、曾受帝国主义不平等条约控制的沿海几个少数大城市。如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占全国工业产值的30％，其中上海市就占全国工业产值的23%；以沈阳为中心的东北南部占20％；以天津为中心的京津唐地区占10%，而天津一地即占8.6％；以青岛为中心的胶济路沿线占5％；广州占3％。这种工业绝对集中于少数大城市，并不是由于特种自然条件或工业协作的需要引起的，各城市内部相反地出现大量的同类企业，重复堆集，互相排挤，生产得不到正常发展。从整个国民经济利益和对全国人民来说，是极其不利的。主要表现在工业脱离了原料地和广大消费区，并形成巨大运输耗费，同时严肃地影响着内地的经济开发与各种资源的合理利用，使内地和沿海地区的中心城镇及广大农村永远处于被盘剥地位，并加深其落后性与生产地区的不平衡性。这种工业地理分布不平衡不合理特点，就成为我国革命胜利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部署工业的一个出发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