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艺录》的启示—— 钱钟书先生的学术品格

　１.在我的印象中，自《管锥编》问世以来，钱钟书其人其作就成了个显示博雅的话题。学文的凑在一起，不知不觉就会谈起钱钟书，谈《管锥编》，谈《谈艺录》（倒很少见人提《旧文四篇》，也许因为它只是\"四篇\"而已），高见纷陈，崇敬之情更是形于言表。一部专门性很强的学术能如此深入人心当然令人欣慰。然而听到各层年纪的同志们放谈钱钟书和《谈艺录》，发表种种概括性极强的深刻见解时，我只有惭愧得紧，佩服得紧。记得我第一遍谈旧版《谈艺录》时，基本上不懂，极少部分经仔细琢磨略得其理。第二遍读新版时，我已读过些唐诗，于是稍明白一部分唐诗的内容。几年过去，现在我第三遍读它，竟发现所得与读第二遍相差无几。解者自解，不解者依旧不解。惶惑之余，我只能这样自慰：一种专门学问，当人人都能谈论它时，它早已不是原来的东西了，就好像前些年人人都评法批儒时，那早就不是思想史研究了一样。 　　


　　钱钟书的学问，可以渊博精深四字概之。《管锥编》代表着渊博，而《谈艺录》则体现了精深。渊博在内容，精深在思致。钱钟书的学问，在我看来，不只是一通知识，也不只是一番功夫，乃是一种境界。不是王国维的那些学问境界，而是近于天台慧双修、顿渐并举而至开悟的那种境界。所以它不能仅以渊博的学养和专静的功夫来衡量，不必须加上超妙的灵悟。诚然，钱钟书的渊博和专静者都可以说举世罕俦，但这藉现代的信息处理技术、有正常的学术环境，还是可以企及的，而那种悟性就难说了。西天路上僧多少，谁个取得真经回？所以说钱钟书的学问是种境界，缘故也就在这里，不光要有看经打坐的禅定功夫，还在有慧根妙悟。不透彻这一点，读不了《谈艺录》，也不能领略它的精深，更谈不上给予适当的评价。譬如隔墙观花，眼界与钱钟书齐的，红白当前，目不瑕接，哪有心思看钱钟书？眼界不及钱钟书的，只能从旁边看着钱钟书观花；但也只能看看他的姿态而已，又焉能窥知钱钟书之所见。更不幸的是，钱钟书的姿态偏又平淡无奇，最为普通。依我看，也就是学者最朴素的本色罢了。如果要个性的话，那么就是不免炫博（如第６２则论诗与读书，）时而寓谐于庄（如第１６则胪列\"古来薄韩者多姓王\"），讥诮刻薄（如第６１则谓《随园诗话》\"无助诗心，却添诗胆\"；第３４则谓刘过七古伧野粗狺\"似京东学究饮私酒，食瘴死牛肉醉饱后所发\"）。钱钟书的卓绝处在于全面的具备了学者的素质－－不只是渊博的知识，缜密的思理，还有独立的学术品格。最后一点最为重要却常被人们忽视。


　　２.学者们为人类思想的主体，作为文化的承传者与建设者，作为价值的裁决者，其意义首先在于具有独立的人格和自己的思想。他的使命要求他在进行事实认识和价值判断时保持独立的思考。既不拾古人牙慧，也不仰今人鼻息。通观钱钟书的著述。他是无愧于学者称号的。读完《谈艺录》，我印象最深的是，作者虽广征博引，备举前贤旧说，却从不人云亦云，随声附和。这我们从翻开目录就开始感觉到。自严沧浪以来，言诗秘称盛唐。无论是亦步亦趋的明七子还是反拨明人的清代诸家，尊唐崇宋已成为诗学主流，诗与代降几成定论。胡应麟说\"东京后无诗矣\"（《诗薮》内编卷一），鲁迅则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鲁迅全集》卷十二书信集《致杨霁云》，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６１２页）。以至于谈诗者概不言明清，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诗史》可以堂而皇之地结束于元化，而宣称\"此诗史从诗经、楚辞叙起，一直到近代的散曲（按指元散贡），而词盛行以后的诗，及散曲盛行以后的词，则概在劣作之则删去\"（《导论》）。我们很难说这是不是承袭传统观念而生的成见，但这种观念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盖吟体百变，而吟情一贯。人之才力，各有攸宜，不能诗者，故试其技于词曲，宁有是理。钱钟书正是以这种尊重历史的态度来看中国诗歌的，因此在《谈艺录》中我们看到与上述成见相反的情形：书中除少数几条论唐诗处，大多是论宋以后诗的内容，主要是清诗。这本身就体现了迥异流欲的独立精神。而具体到作家的创作与理论，更是毫不依傍前人，惟我听见是陈，大胆而卓绝的议论随处可见。这里我首先想举出他对《沧浪诗话》的评论。自古以来没有哪部诗论像《沧浪诗话》这样遭到过那么多讥诮訾毁。可是《谈艺录》通篇独给了它极高评价。第８８则中通过比较严氏诗论与法国印象派诗论的相通之处，肯定了它\"放诸四海，俟诸百世\"的理论意义。后来作者在\"订讣\"中回顾道：\"余四十年前……撰《谈艺录》时，上痒师宿，囿于冯钝吟等知解，视沧浪蔑如也。《谈艺录》问世后，物论稍移，《沧浪诗话》颇遭拂拭，学人于自诩\'单刀直入\'之严仪卿，不复如李光照之自诩\'一拳打蹶\'矣。\"（第５９６页）今天严羽诗论的价值渐为人重视，但在当时钱钟书的议论不啻是石破天惊，非有目空北群的过人胆识不牟能道。颇有意思的是，钱钟书如此推崇沧浪，但对沧浪诗论一脉相承的司空图《诗品》却不以为然：\"司空表圣《诗品》，理不胜辞；藻采洵应接不暇，意旨多梗塞难通，只宜视为佳诗，不求甚解而吟赏之。\"（第３７１页）这样的主人放在今天，研究批评史的人必勃然而起争之。但我觉得\"佳诗\"说是有道理的，《诗品》的意义只在以\"佳诗\"扩大了中唐以来的诗境说的影响，在理论上并没多少贡献。而具象式批评的模糊性带来的消极影响更是过大于功，这种具象式的理论思维最终阻碍了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走向规范化和科学性。又如明末奸臣阮大铖，人品为世所不齿，而诗有可讽，前人偶或赏之，今人的文学史斥之莫称。钱钟书则认为\"固不宜因人而斥其文，亦只可因文而惜其人，何须固执有言者必有德乎\"（第１６１页）因此他在论述竟派衰时特地把他作为一种现象提出来讨论：\"阮大铖绝口不道钟谭；《戊寅诗·与杨郎秋夕论诗》大言：\'胜国至本期，一望茅苇积，滔滔三百年，鸿如未辟。\'顾按其先后诸集，则洵可谓为\'捉得竟陵决\'者。昧良忘祖，毁所自出，亦佥壬心术流露之一端焉。\"最后又提到：